10月12日，在呼和浩特火车站的候车厅里，手机耗完了最后一格电，而开往目的地的火车，还有近两个小时才能到站。我不知道该如何打发剩下的时间，在候车室寻找了一会电源插座，结果吓跑了两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。我想他们准把我当成了神经病。后来，又掏出包里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书写工具——钢笔，在本子上记下朋友的电话，引起坐在两侧的人频频侧目。无奈之下，我站起来在大厅里漫无目的的游逛，看到不远处有报摊，就走了过去。
报摊上摆放着全国各地的报纸和封面俗艳的盗版网络小说，老板是个中年妇女。我大致扫了一眼，报纸基本是《法制周刊》的调调，实在没什么可看。无奈之下只好拿起了一期《南方周末》。虽然我对它的定义是——一份故作深沉，爱装逼的报纸。就像带着黑框眼镜的文艺小青年，看到一坨鸟粪也要引申出深刻的含义。但是，我扫了一眼大厅，拿它来忽悠人民群众足够了。于是我很厚颜无耻的拿出三元钱，要了一份。找个座位很淡定的坐下来，果然，偶尔投射过来的零星目光，已经开始把我当成了一名有品位的知识分子。
一份报纸，挺厚一沓，没数多少页，不到二三分钟，基本就翻完了。接下来我所要做的只是对着它发呆，以显得我低调奢华有品位。唯一粗略浏览了的，是一篇关于顾城的纪念报道。占了文化版的首页和内页整版。不看也知道在说些什么，无非采访了一些故人，是些老生常谈。除了对此报以无语之外，实在别无选择。
坦白而言，顾城曾经是我喜欢过的诗人之一。还记得我还是个纯情小青年的那个下午，一个人坐在楼梯上读他的一首诗，读得直掉眼泪。“走了那么远，我们去寻找一盏灯”。这句话我至今还记得（如果有人想听，我可以整首背下来，前提是让我再看一遍。）然而在他去世之后，关于他的文章，更多说的是他如何杀妻自杀，而关于他的作品的评论，则所见甚少。对他人的悲剧津津乐道，无论是以多么沉重的口吻，在我看来总是多少有些无耻而令人生厌。
最关键的是，大晚上困得迷迷糊糊的，本来就神智有些不清，非要提起一个精神失常自杀的人，万一被传染了谁来负责？这令本来神经稍为脆弱的我颇为忐忑和紧张，心里讨厌极了许知远之流的撰稿人。
终于，在我快要打盹的时候，两个小时熬过去了。检票口一开，我就跟着众人上了火车，之后就把南周往角落里一丢，在几个东北大妈的吵嚷声中躺在座位上睡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