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童年的时候，村子里很穷。举一个例子，人们形容幸福美好的生活，用的词是有油有盐。
那时祖母尚在，掌管着家里的开支。祖父除了种地，没有什么手艺。父亲还年轻，靠做家具挣钱。忙上三四天，能挣几十快钱。祖母把他挣的钱存着，一分不动。家里的日常开销全靠她喂养的几只鸡。每次听到母鸡下蛋时的叫声，祖母总是吩咐我或者自己赶快走过去，把鸡蛋捡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在铺着棉花的柳条筐里。她很少去集市上卖鸡蛋，更习惯于在每个月空闲的时候，提着积攒的鸡蛋，去一趟村口的小商店，换回一包火柴、几斤盐或者点灯用的洋油。食用油从来不到商店去买。每年秋天播种的时候，家里总是会在地头留上一小块，撒上油菜籽，来年春天就会开出金灿灿的油菜花，花落去之后，便是一排排羊角形状的细长的豆荚。夏季收完麦子之后，在种上大片玉米的同时，也会种上一小片黄豆。这些油菜籽和黄豆晒干之后，通过一番工序，就变成了食用油，成为一日三餐的调味品。
村里人很少去集市上买菜。每家都有一小片自留地，我们叫它菜地。我家的菜地大概宽四五米，长三四十米。如果在上面种上白菜、萝卜、豆角、辣椒、韭菜、茄子之类的，一家人一年也吃不完。于是便抽出半截改种了庄稼。余下的菜地，不到一分大，也足以供一家人从春吃到秋了。秋天，天变凉的时候，祖母和母亲会在霜降之前，把新结出来的、正在成长的、和已经长成的蔬菜收回家里储藏起来。萝卜、豆角、辣椒之类的用清水洗净，放进两个陶瓷的大坛子里，再放上大粒的食盐，做成满满的咸菜。或者埋进土里保鲜。或者在阳光下晾干，做成干菜。这些被保存下来的蔬菜可以一直吃到来年春末，接上新一茬蔬菜的长成。
人很穷，几乎每个人的衣服上都打着补丁。贫和富的区别，就是衣服上补丁的多少。粮食的产量也很低，一亩小麦大概能有四五百斤的收成。这是我上小学时候的产量，在此之前也许更少。经常还没到春节，家里的麦子已经只剩下一两袋了。因为要留着招待客人，就开始吃玉米面，或者大豆和玉米混杂着磨出来的面，也就是粗面。粗面现在成了稀罕物，但当时感觉就像吃糠一样，下咽的时候磨得嗓子很不舒服。看到祖母在厨房里蒸馒头，我总是要跑过去看用的是白面还是粗面。当然十次之中有八九次都是失望。我甚至还为了吃上白面和家长做过绝食斗争，不过最后还是在饥饿和巴掌之下做了投降派。
很少有人出门做生意，也没有出门打工的。家里稍微富裕一点的，多是因为会点儿手艺，可以做些家具、藤筐、簸箕、笤帚之类的到集市上去卖。小的时候我跟着祖父去赶集，集市上十有八九的摊位都是卖的这些东西，以及一些日常用的铁器瓷器。在集市中心的十字路口，会有几家卖包子烧饼卤肉之类小吃的摊子，还有两三家卖布匹的。没有卖成品服装的摊位，都是自己选了布料，送到裁缝那里裁制成各种款式的衣服。另外便是两三个推着小车买儿童玩具的老头，他们在集市口把车停下来，摇着拨浪鼓吸引路过的孩子。在这些小车的旁边，会有唱大鼓，坠子的民间艺人，或者唱戏的，周围往往围了厚厚几层观众。那时没有电视机，有个收音机便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了。村委会里的喇叭架在大树上，每天会在固定的时间，播放一些戏曲或者转播一些广播节目。这时就会有老人选个安静点的地方，蹲在地上抽着烟眯着眼细心倾听。
村里的房子都是土房子。泥和麦秆混合在一起打浆，然后一层一层的垒上去，就成了土墙。然后上大梁，架椽子，最上面一层一层铺上麦秆，就成了屋顶。再装上门窗，就成了居住的房屋。这种房屋的样子很像茅草房，但用的是精选的麦秆。住上几年一般不会漏雨，而且冬暖夏凉。当然，害怕大风，大风一吹，会掀去一块，要冒雨上去遮挡，然后等雨停了再修补。
男女婚嫁，不必新房，不必楼房，只要有足够的房间可住，家里的耕地土壤肥沃，男的不好吃懒做，女方就会同意。如果另外垒上一座土房子，就更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了。如果家里有一头牛，几只羊，就相当于现在的小康了，更不必愁娶媳妇的事。如果家里盖上了砖房，那简直就是现在的城市里的别墅了，不知道会得到附近多少媒婆的青睐。
在收种结束之后，会有很多空闲时间。妇女们会互相串门，聚在一起，一边纳着鞋底做着家务一边聊天，男人们会边做着手工活儿，边和来串门的邻居闲扯，偶尔也会摆出两碟咸菜，一壶二锅头边喝边聊。人们似乎个个手巧，男人会做出各种玩具逗孩子玩，女人们深通厨艺，寻常菜蔬也能做得美味可口、胜似佳肴。穷成了习惯，因此也就很少去想如何挣钱，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妻贤子孝，而非锦衣玉食、富贵逼人。
多年之后，当我在课本上读到“居陋巷，一箪食一瓢饮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”时，不由地想起这段经历，觉得在那种环境下，做个颜回似乎也不难。那时我还是个孩子，不懂得生活的艰辛。